据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光绪、慈禧亲笔所作的《

简介: 据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光绪、慈禧亲笔所作的《清供图》。

《岁朝清供图》是清代画家吴昌硕喜画的题材,一盆水仙,一块奇石;一枝梅花,两片竹叶,再添几个瓜果;任意组合便可画出无数的《清供图》,给人以清新、和谐、古朴、典雅的艺术享受。

吴昌硕画清供图,极为随心所欲,仿佛信手拈来,时而牡丹、荔枝、佛手挤在一起,繁复艳丽;时而又一枝莲花,一壶香茶,简约明快;时而觚、觯、尊、罍,花果飘香;时而又梅、兰、竹、菊,儒雅一堂。

清 吴昌硕《清供图》嘉德2014春拍 成交吴昌硕的这幅《清供图》作于戊午年十一月,是其晚年之精品。

图中以牡丹、水仙、石榴为主,占据大部分画面;天竹和荔枝为辅,对画面起到烘托层次、调动均衡的作用;一只水盂摆放在右下角,除了二度平衡画面之外平添了几分文气。

两行长题由上而下,整幅作品炫丽多彩、艳而不俗,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清香。

整个构图多而不杂、繁而不乱、满而不塞、疏而不空,恰到好处地将对象安排在适当的位置相互映衬;形成浓与淡、艳与雅、轻与重、疏与密的对比,再次展示了其精湛的艺术造诣。

这幅作品的画法非常独到,他先以笔蘸曙红用点厾之法画出牡丹花头,以浓淡墨画出叶片;接着以笔上所剩余墨勾出石榴的形状,仍用浓淡墨点厾出石榴叶片;顺带将下方荔枝的枝叶画出。

然后以写篆书的笔法,写出石榴盆的形状、牡丹长瓶外形及水仙浅盆外形,侧锋擦出器皿身上的纹饰质感。

接着以双勾之法,勾出水仙的花头及叶片;根部石子以散锋枯笔随意写之。

待画面大体气势出来之后,笔继续蘸胭脂、朱膘画出荔枝、天竹的颗实,淡墨画叶片,勾出叶筋,写出枝干;以浓墨写出水仙花的盆架,架下补画兰草;淡墨添画水盂,题字钤印,一幅《清供图》就完成了。

吴昌硕吴昌硕1844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安吉,原名俊,字昌硕,号缶庐、老缶、苦铁等;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画家、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合称“清末海派四大家”。

他的艺术成就对中国近代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许多杰出画家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启迪,如齐白石、王震、陈师曾、陈半丁、刘海粟、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

在这幅《清供图》中,吴昌硕以牡丹代表富贵,石榴象征多子多福;水仙寓意金杯玉盏,天竹比喻寿星高照;荔枝寄托大吉大利,水盂、兰花象征清气满堂,文风点点,真可谓寓意深邃雅俗共赏!

清 任伯年《清供图》明清时期对《清供图》十分推崇,特别到了清代,画《清供图》成为一种时尚,许多画家都在这一题材上作过许多探索,如李鳝、赵之谦、任伯年、沈俊、郑板桥、金农、汪士慎。

每当过年,很多讲究的人家,就向画家预定《清供图》,在除夕之时挂在堂上以表除旧迎新讨个彩头,给新春增添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

这时挂的《清供图》便称为《岁朝清供图》,农历正月初一为“岁朝”,“岁之朝也”。

《岁朝清供图》寓意新年伊始除旧迎新,这一形式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延续至今。

清 金农《岁朝图》“清供”这一形式由佛前供花发展而来,唐代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梁元帝萧绎…

《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

古时清供分得很细,有祠堂清供、案头清供、文房清供;也分有名之供和无名之供。

有名之供可按节日分,如岁朝清供、中秋清供;无名清供是指节日之外,亲朋好友相聚,摆放鲜花、水果、盆栽以示主人的热忱,以贵重金属器皿作容器插花待客,是古人贵重的礼节,北周文学家庾信《杏花诗》中就有这方面的描写:“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

”“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两句,着重点出了“金盘”二字,可见在南北朝时,这种无名清供的习俗就已经盛行了。

作为画家在画《清供图》的时候,这些起码的知识和典故都必须要了解和熟悉,否则就会闹出笑话。

明 陈洪绶《清供图》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将文房清供列为十项,即砚屏、琴、砚台、玩石、古画、笔墨真迹、古今石刻、钟鼎彝器及文房水滴、笔格。

画清供图对花器供物都要十分了解,在传统的祭祀文化中鼎、彝、盉、簠之类,都是祭祀的礼器。

古器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气息,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其审美价值在宋代倍受推崇,很多达官贵人、书香门第纷纷用焚香的鼎、彝铜器作为插花器皿。

明代的张丑在《瓶花谱》中写道:“铜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壶。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清供的习俗上至朝廷权贵下至黎民百姓由来已久代代相传。

吴昌硕《岁朝清供图》纵观吴昌硕的《清供图》为何能做到雅俗共赏,其中隐藏着哪些奥秘,我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一、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及的喜好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信徒在佛前供奉莲花,《南史·卷四十四·齐武帝诸子》记载:“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花供的来历,及梁元帝时代真正流行的花器是铜罂而非鼎彝。

以莲花、鲜花供佛在梁代已成佛教文化的常态,在相关佛文化的礼仪典籍中也记载着“四供养”、“六供养”、“八供养”、“十供养”;方式有散花、花蔓、皿花、瓶供等形态;在“十供养”中“花供”则居首位。

这种盛况,我们都可以从南北朝、隋唐时期云岗、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画,及南朝陵墓石刻中寻找到相关踪迹。

元、明之时,朝廷又将陶、瓷、铜、玉、石等古器和花卉、果品,归为礼佛清供之物,并逐一编辑成书,配以图式供祭祀时选择参考,这些都可成为对宗教信仰及清供喜好的例证。

北宋 赵昌《岁朝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作为风雅皇帝的乾隆更是热衷于此。

时间到了光绪时期,花供礼佛的祭祀不但没有因时局的动荡而减弱,反而越演越烈。

慈禧太后自己吃斋念佛,所以对花供之事从不马虎,每次太庙的祭祀活动都要隆重布置一番,礼乐供品一应俱全;鲜花果品、山子盆栽一样都不能少。

据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光绪、慈禧亲笔所作的《清供图》。

乾隆帝《荷菊清供图》二、来源于对清供的推崇及民间的传播清供的习俗自其随着佛文化的传入进入社会生活,就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推崇效仿,明清时发展为最盛。

清供已经成为时下文人生活的一种文化时尚,《格古要论》文房清供列为十三项,即古墨迹、琴、碑法帖、砚、古画、古锦、铜器、金石遗文、瑰宝、窑器、异木竹、怪石等。

据记载,宋人所用的清供花器有大小两种类型,大者如花鉴、花缸、春盘、花槛,小者如铜瓶、瓷瓶;在大型容器内安置盛开的鲜花,适用于厅堂或庭院。

宋人《胆瓶秋卉图》,则向我们展示了摆放在书斋里的小型花器。

从很多流传下来的美术作品中,也可看到放置于室内的各式各样的鲜花插瓶及盆栽花供样式。

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写道:“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谢则就瓶结实,若水锈、传世古则尔,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社会对清供这门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

《瓶花谱》、《瓶史》、《遵生八笺》、《长物志》诸书的刊印发行,便是对清供文化的推崇和最好地传播。

”袁宏道在清供研究上可算是这一时期的行家,他说:“古之壶瓶,用以注酒。

”袁宏道的这段话,将清供这一文化艺术从器皿到插花品种、注意事项,都说得头头是道,可见当时对清供的喜好、研究推崇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

清供图蕴含着中国士大夫生活与文人生活中最雅致精微的部分,与庶民最朴素美好的憧憬和祈盼,可谓是真正的寓雅于俗、雅俗共赏,我认为这便是它受到吴昌硕推崇和喜好的真正原因。

元 钱选《岁朝清供图》三、来源于对清供坚守及艺术的探索到了清代《清供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常态,普通的百姓过年过节都要从市面上买一些木版《清供图》,有钱人家则会提前向画家预约。

吴昌硕每年都要画《岁朝清供图》,他在《缶庐别存》中有一段记载:“乙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可以看出吴昌硕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艰苦,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他并没有因为穷而丧其志,在胸中仍然坚守梅的精神、菊的傲骨,坚持做人的道德操守;在“官多如虱”的上海独守缶庐冷淡生活,作画自娱。

第二可以得知《清供图》是他坚持常画的题材,心揣手写、苦心经营、勇于探索,经年累积必然驾轻就熟、出手不凡。

吴昌硕《山家清供图》通过认真地研究,我认为吴昌硕的《清供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施色浓艳却充溢着清新之气的作品;一类是不着任何颜色,完全以水墨完成的作品。

这幅《山家清供图》则属于前者,画中以杜鹃、莲藕、兰花为主体,这几样东西都是山里人家常见之物,生活之气浓郁朴实;构图饱满节奏紧凑,设色艳丽用笔利爽;杜鹃花争相怒放,娇艳喜人。

这样的作品在吴昌硕此类作品中极为少见,可以说是其勇于探索结出的硕果,堪称《清供图》中的精品!

吴昌硕就是这样的人,他亲眼见过几次朝代的更替,却没有为富贵名气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和艺术的追求。

他的人格就如同他笔下的《清供图》一样,清淡宜人,香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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