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在裁定江苏长三

简介: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在裁定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和中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长三角能源发展公司、江苏中江能源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

来源:贸易金融来源:法制与社会 作者:郭文政问题的提出保理合同是银行推出的新类型的金融借款合同,目前尚无国内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明确“本办法所称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债权人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其下列服务中至少一项的,即为保理业务:(一)应收账款催收:商业银行根据应收账款账期,主动或应债权人要求,采取电话、函件、上门等方式或运用法律手段等对债务人进行催收。

(二)应收账款管理:商业银行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向其关于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逾期账款情况、对账单等财务和统计报表,协助其进行应收账款管理。

(三)坏账担保:商业银行与债权人签订保理协议后,为债务人核定信用额度,并在核准额度内,对债权人无商业纠纷的应收账款,约定的付款担保。

以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贷款,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

”保理合同存在的基础就是应收账款,如经查证应收账款确为虚假,基础合同对应的法律关系并不真实存在,那么相关行为人获得保理融资款行为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不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涉嫌刑事犯罪。

根据保理商的属性以及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涉嫌下列犯罪:贷款罪,骗取贷款罪,合同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罪等。

在排除《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之后,权利义务之衡量应紧紧围绕双方所签订的保理合同。

特别是基于保理合同而形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能否一并审理的问题,金融均既起诉贷款方,又同时向债务人主张受让之债权,形成一案两案由的局面。

故工商银行依据《中国工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采用了保理贷款的方式向税利公司放款。

税利公司向工商银行了2014年3月5日开具的1000万元普通票10张,工商银行进行了核查属实。

税利公司又向工商银行出具了供需合同,并欠款依据。

工商银行持合同和欠款依据到亨通公司核实,并取得亨通公司认可欠款1000万元及收到票的签署。

工商银行于2014年3月17日向人民银行办理了动产质押登记(该登记没有债权转让的债务人签署,是金融机构的与债权人的行为),并以受让债权的名义通知了亨通公司(无质押登记通知)。

在审理中,亨通公司抗辩称,债权转让与金融借款合同没有关联,二者是完全不同年法律关系,请求人民法院裁定二者不能并案审理。

同时,亨通公司还抗辩认为,工商银行受让的债权不真实,2014年3月13日,税利公司并不实际享有对亨通公司到期债权1000万元。

审理中产生了一个针锋相对的争议,即工商银行能否在同一案中同时主张两个法律关系:债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和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相关司法已经有判例。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在裁定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和中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长三角能源发展公司、江苏中江能源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保理合同管辖权异议时明确,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与合同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驳生银行对中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张到期受让债权要求清偿的请求。

该裁定不但解决了合同债权转让纠纷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问题,同时,基于对两层法律关系应当各自主张和审理的释明后,民生银行不愿意撤回对受让债权债务人起诉,从程序明晰了两个合同关系不是一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当一并审理的判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高民(商)终字第4943号民事裁定书,关于对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公司、开滦集团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分公司、广东蓝海海运有限公司、惠来粤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保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述一案,裁定书明确释明“进出口银行坚持同时起诉应收账款债权人蓝粤公司及债务人开滦集团进出口分公司公司”,本案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从司法实际的角度再次明确,金融贷款合同纠纷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不应当并案审理。

债权转让合同是保理合同签订的基础合同,二者具有关联性,但不是质押关系1. 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的质押合同类别保理合同虽然是无名合同,但其属于金融贷款合同的一类是不容置疑的。

故我们可以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法律特征来解决保理合同所需要的法律平衡和适用。

金融机构在主张权利,提出请求时,基于主合同,一定会同时主张从合同的权利,这在法律上没有争议。

如果基于保理合同关系开形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属于从合同一个类型,则可以也应当一并审理,以减少诉累。

债权转让合同与质押合同适用法律不同,不是同一类合同。

是否可以以类似质押行为论处呢?因为这两类合同均为有名合同,属于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合同,故不能以类似或者类比来处理。

前述案例中,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的动产质押登记行为是否构成到期债权质押呢?笔者认为,不构成。

理由是质押登记行为为出质人参与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出质人同意签署,该登记不形成对债务的质押约束力。

2. 债权转让合同与金融借款合同的关联性是否构成并案审理的理由债权转让合同毕竟是金融借款合同签订的基础原因之一,二者这种关联是否构成了责任关联,是否会形成并案审理的依据?这成了审理中争议之一。

因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将债权转让合同与金融借款形成从属关系,那二者必然是并列关系。

从法理上讲,法律并列的法律关系,不能并案审理。

从前述案例所涉客观事实分析,债权转让合同的被通知方债务人,没有参与到任何保理金融借款合同的签字。

债权转让合同与保理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金融机构能否在同案中要求其承担履行到期债权的义务债权转让合同与保理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这应当是公理。

那么,金融机构既然合法享有债权,能否在同案中提出要求债务人承担履行供需合同之债的请求?笔者的判断是不能。

如果债务人向金融履行金融借款之债务,则改变了双方合同的性质。

如果由金融机构先行取得全部债务人之履行,然后依据保理合同由金融机构归还给出让债权的债权人,则法院超出请求裁决。

法院应当向金融机构释明,另案起诉债权转让合同。

债权转让合同的救济和抗辩理由与保理合同形成的金融贷款合同救济是否可以并行,从而达到并案审理减少诉累的目的从救济和抗辩角度来说,金融借款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不得并案审理。

1. 债权转让合同的基础性合同存在独立抗辩权和独立救济途径债权转让合同的抗辩理由包括:债权额度的真实性、基础性供需合同是否存在、基础性供需合同的合法性、违约责任导致债权债务变化等一系列基于供需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合同。

实践中,如果保理商明知基础合同约定应收账款债权不得转让,但仍然受让债权的,应当注意:一方面,前述约定并不当然影响保理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保理商以保理合同为依据向基础合同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并不能以此约束债务人,债务人仍可以此抗辩。

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就基础合同的变更作出约定的,依其约定处理。

如果无三方约定,保理商受让债权后,债务人又与原债权人变更基础合同,导致保理商不能实现保理合同目的,保理商请求原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解除保理合同并赔偿损失的,应当支持。

2. 保理合同的抗辩及救济均是基于金融借款合同条件形成保理合同的诉辩双方均以金融借款合同为依据,包括金融借款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违约。

不管是哪一方面,均与供需合同没有关联。

总结基于上述分析,基于保理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转让合同,是独立于金融借款合同外的,与金融借款合同在形成上有关联,但法律上无关联。

这不是我国法院追求的结果,不应当并案审理。

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受理后应当向原告释明另案起诉债权转让合同。


以上是文章"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在裁定江苏长三

"的内容,欢迎阅读融合财经的其它文章